不少地區的房地產交易量下滑明顯，房屋租金卻出現的普遍上漲。今年以來北京、天津、大連、沈陽、杭州、昆明，很多城市的人們發現，不知不覺間房租都出現了浮動不小的上漲。按照中介的說法是，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平均工資是多少，房租就漲到多少，基本上讓畢業生成為月光

按照權威部門的分析，說是因為買房的人少了，自然租房的人就多。所謂房地產新政影響導致購房者持幣觀望，暫時不買房會讓租金暴漲。正如王錫鋅教授對此的駁斥，購房者來租房好像增加了新的需求，問題是這些租房者原本就是租房來住，并不是睡在馬路上，房地產新政并沒有帶來總的住房需求。

房租的普遍上漲和投機炒作有關，但若沒出現對租房的大量需求，供求關系失衡，又怎么會出現租金上漲呢？幕后推手的炒作契機恰恰是低價出租房的銳減，誠然這些房客原本并不是睡在大街上，但很多人原本是睡在大學宿舍，睡在城中村，睡在棚戶區……可仿佛一夜間這些低廉的容身之所都蕩然無存。

轉眼到了7月，大學生都畢業了，原本的宿舍要騰給新生住，不得不被“趕出”校園。這是一個規模較大的群體，單位給新人的薪金有限，不少新進社會的大學生都是靠父母的繼續資助在城市有個立足之地。問題是，他們中間有許多是“窮二代”，原本屬于高密度聚居在城鄉結合部低租金房子里的“蟻族”。隨著城市的改造，城中村、棚戶區等越來越少了。人人都希望有尊嚴的舒適生活，成為“蟻族”實屬無奈之舉，現在連“蟻族”寄居生存的環境都沒有了，豈不是要把他們逼向走投無路的境地？

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。說房租上漲逼得“蟻族”走投無路，瀕臨絕境貌似有些夸大其辭，大不了打道回府，回老家謀生嘛。然而，在有的懷揣夢想的年輕人眼里，在城市難以立足，以一個失敗者的生存困境往后退縮是難以接受的。他們本希望通過讀大學改變出身，通過在城市的打拼有向上流動的機會。這樣的希望似乎更渺茫了，且不說缺乏公平競爭的環境，客觀上單憑高漲的房租，幾乎每月不剩錢的狀況就能把人給憋死。

在北京，著名的蟻族聚集地唐家嶺的搬遷改造工作已經啟動，后年這里將建成10萬平米的公租房，但曾經居住在這里4萬多租房客卻無暇去設想，這一規劃與自己的關系。他們眼下最焦急的是下一個臨時的家在哪里，他們還能租到幾百元的房子嗎？在昆明這個不大的城市里，城中村的改造顯得更為集中，隨處可見正在施工中的改造項目?？粗黄缁鹑巛钡墓さ?，我就會想原本這里的那么多居民現在去哪里了呢？這個問題似乎有了答案，《昆明日報》6月17日報道說，以前很多人瞧不起城中村的農民，現在不同了，城中村村民樂觀、自信、受人尊重，他們的生活狀態因拆遷發生根本性改變：城中村改造的補償辦法沒有虧待他們，很多村民因此一夜暴富；他們的身份還從農民變成了市民，正等著回遷到新居。于是所得出的結論是，民意推動“村城”變春城，城中村的老百姓更希望盡早改造，是城中村改造的原動力。

原住民的興高采烈中，似乎沒有人會想到，這片地區不單單住著“有產者”，原本在村民靠收取房租就能為生，還有許多租房客也寄居其中。人煙密集的城中村卻出現付出和收獲不對等的兩種人：沒有學歷也沒有工作的原住民，不愁吃穿生活樂觀；較高學歷且辛勤勞作的外來人，縮衣節食情緒失落。直到拆遷改造了，也只征詢“業主”的意見，毫不顧及拆了這里，房客們還有沒有地方住。

租房客大多是城市的“建設者”，他們的存在對城市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。我們的GDP不單單要靠大拆大建，不單單要靠房地產拉動，更需要智力支持。外來客們可以不買房，但也對住房有著剛性需求，必須要有個暫時的立身之處。在我看來能不能租得起房比能不能買得起房的問題更為嚴峻，限制外地人租房就業的政策很可能無效，但租金猛漲對外地人的租房就業的抑制作用絕對有效。即便房價上漲真有所謂的市場作用，那只政府“看不見的手”何時出拳呢？眼下，房租猛漲會逼得蟻族走投無路，長遠看來，外來建設者減少也會逼得城市發展瀕臨困境。